生態文明的實踐路徑
作者:王洪波

2015年05期
工業文明高揚了人類的主體性而忽視了受動性,違背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辯證法,人類自身受到了懲戒,社會發展亦難以為繼。反思工業文明,人類呼喚著“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中國作為正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生態危機尤為嚴重。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以“生態”為著眼點和落腳點,以系統論的思維調整和處理好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人與人等各方面的復雜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極為艱巨的時代課題。
理想路徑:個人精神的自覺重構
整體而論,人類是生態危機乃至生存困厄的始作俑者。與動物有別,人類的行動不是靠本能而是由思想和意識(價值觀)支配。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為此,在個人層面,調整并重構個人的價值觀、建構生態意識就成為構建“生態文明”的當然前提。
所謂價值觀,即人對于其生存世界中的人和物所持的態度及給予的評價。一般而論,價值形態的多元并存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西方發達國家從未間斷采取各種或公開或隱蔽的方式和手段強力進行文化和價值觀的滲透。必然的結果是,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以示范性的姿態傳播、滲透到世界的各個國家和地區,并對世界的文化和價值觀產生強烈的沖擊和影響,而且其影響的范圍和程度仍在不斷地擴展和深化。具體而論,資本主義價值觀念主要包括: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等。在這些價值觀念的影響下,個人與社會、個人與他人、人與自然等方面的關系已疏離或斷裂了,人的生命的完整性被肢解了,物質主義的迷戀日益加深了,理想信念已日益淡泊了。由此可見,價值觀念必然影響思維方式、進而影響行為方式。
在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彌漫于全球的背景下,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生態危機的惡化、人的生存危機的凸顯則具有較大程度的必然性。為此,調整人的價值觀念,構建生態倫理價值觀或可成為緩解甚至拯救危機的一條重要路徑。整體而論,在價值觀層面,個人應覺悟到這樣幾個在邏輯上密切相關的問題:第一,生態系統整體價值的優先性,人的價值是建立在維護整體價值基礎上的;第二,人和自然都是構成生態系統的內在元素,兩者都具有工具價值,不存在孰高孰低、孰優孰劣問題,兩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第三,人對生態系統、對自然界應承擔起重要的倫理責任。對此,筆者認為:第一,任何新生事物的產生、發展都必然要經歷一個與舊事物之間的矛盾沖突過程,對生態倫理學而言,亦不例外;第二,個人價值觀念的轉變和建構是一個過程,但卻是根本性的。它通過重塑人的精神和靈魂,使個人在價值觀層面達到高度的自覺和自由。它是個人在精神層面對自我的規約,即精神的、價值觀層面的自我契約。設想,如若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構建起這樣的“道德律令”,那么“生態文明”時代一定既是可望的、也是可及的。
現實路徑:國家與社會的軟硬兼施
目前,人們的生態意識正日漸增強,這是客觀的事實和趨勢。然而,在工業文明和現代化持續推進的今天,人們在精神層面尚未自覺調整并建構起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態倫理價值觀。更確切地說,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環境更多的是一種“聲音”“口號”,還未成為人們內在的精神自覺,并化為現實的行動。而且,在生態倫理價值觀層面,由于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個人之間亦存在著諸多的差別。為此,在國家層面上整體規劃、通過法律制度的硬性介入和道德教育的軟性引導,是早日達至“生態文明”時代的現實路徑。
每一個人都必定生活在一定的共同體中,其思想和行為在較大程度上受其所屬的共同體制約和影響。與家庭、學校、社區和民族等共同體相比,國家這一共同體是層級最高的、最大的,其作用力極強。因此,應通過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即以全局性的、系統性的理念為指導,科學設計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發展理念,統籌協調各部門、各企業和各地區的發展思路,從而構建起以“整體性的生態倫理價值觀”為核心的社會發展觀。這種國家層面的頂層理念設計極為重要,它可對整個社會、企業和個人的生態倫理價值觀起到引領作用。
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個人與企業活動的根本原則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在此原則的支配下,個人和企業活動獨立甚至超然于他人、社會和自然之上,造成了“公用地悲劇”式的外部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引發了人與自然之間的深層矛盾。為此,在國家社會層面解決生態問題的路徑主要包括如下兩方面。第一,通過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來規范、監督、規約和懲戒個人、企業等利益主體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行為。逐漸規范個人、企業的經濟活動,使其把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置于其自身利益之上;國家應把科技置于社會的整體系統甚至于自然生態系統中來調控和管理,通過制度政策鼓勵、引導個人與企業從事“綠色科技”或“生態科技”等方面的創新,推廣和運用環保技術,發展循環經濟,調整和引導社會發展的“生態”取向。第二,制定并傳播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統一的生態倫理價值規范。客觀而論,生態意識的覺醒最先發端于政治和學術層面。為此,從政治層面構建起因地適宜的生態倫理價值規范,通過大眾傳媒、社會活動和知識教育等柔性的方式進行引導,使個人和企業逐漸把生態價值觀內化到其精神世界中,進而引導個人和企業在經濟活動中重視其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全球路徑:國際范圍的交流合作
直面現實,在全球化的今天,人類的命運卻更加密切地聯結在一起。離開地球這一生態系統,離開其他國家和地區,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生存和發展都是極為艱難的。為此,開創“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離不開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深層次、廣范圍的交流和合作。具體而論,包括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充分發揮聯合國的領導、組織、協調和監督等作用。客觀而論,聯合國在推進和協調人類共同關注的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正日漸增強。然而,由于聯合國是契約性的組織,其最為重要的作用在于呼吁和協調,而在領導和監督方面,它的作用是微弱的。也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聯合國無力或無權批判、監督甚至懲戒西方發達國家所制造的“環境罪惡”。而且在很多時候,聯合國已被發達國家綁架,無力解決這些國家制造的“環境罪惡”。進而,反觀現實,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仍在向縱深發展,國家之間貧富分化日益加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境問題上的反差仍在拉大。這些現實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聯合國發揮作用的程度和方向。
第二,各主權國應加強國際的合作交流對話。各個主權國或地區,應根據本國的實際,建構起適合本國或本地區的生態文明建設方略。進而,走出國門,在國際舞臺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合作交流對話,逐漸構建起更具全球普適性和特殊辯證統一的生態倫理價值觀和生態文明建設觀。設想,如果各個國家和地區都能如此行動,那么,在不久的將來,在生態倫理價值觀和生態文明建設問題上將會形成更多的國際認同和共識。而以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生態倫理價值觀和生態文明建設觀為指導,全球性的生態文明圖景和現實必將在不遠的將來真正得以呈現出來。
宏觀而論,拯救生態危機、構建生態文明的過程主要包括個人層面的價值觀自覺、國家社會層面的軟硬兼施和國際層面的交流合作等三個維度。第一,價值觀自覺是理想性的層面。然而,因價值觀層面的自覺需要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這就需要國家社會層面及國際層面的頂層催化和強化。第二,法律制度的硬性介入和道德教育的軟性引導是現實性的層面。因為價值觀的認知狀況和建構程度存在著個體、國家和地區等不同層級的差異,為此,在現實層面必須要進行法律制度規范和道德教育引導。第三,全球性的交流合作是構建生態文明的最高層面。通過國際上的交流互動,推動全球性生態價值觀的早日構建形成。進而,以更具普適性的全球性生態價值觀為指導,依據各國國情,深度構建起各國具有相對特殊性的生態價值觀,從而引領各國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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