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證人的證言拒絕權
一、發現真實及其代價在民事訴訟中，解決糾紛的重要前提是發現案件真實，而發現案件真實的基礎無疑離不開證據。可以說，與古代訴訟相比較，依據法律和證據進行審判成為近代民事訴訟得以發達的重要標志。即使到了現代社會，法官也不能超越近代以來的民事訴訟制度所確立的重要規則，即必須根據證據和良心發現糾紛中隱含的事實，并依據法律加以認定，再適用實體法的規定形成結論。因此，作為發現真實的重要措施，并依據法律加以認定，再適用實體法的規定形成結論。因此，作為發現真實的重要措施，各國民事訴訟法中都規定了嚴格且有效的證據制度，以確保發現真實的手段和措施。在民事訴訟證據制度中，證明責任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將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和主張與證明責任連結在一起，是近、現代民事訴訟制度對市民社會以及民事實體法所遵奉的私權自治、意思自治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結合的反映。民事訴訟法在強調當事人的證明責任的同時，還強調了證人負有作證的義務。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就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證人的作證義務，或者說提供證言的義務，通過該條的規定，成為證人必須服從國家司法權的義務。民事訴訟法作此規定的目的，毫無疑問與確保查明案件真實的目的是相關聯的。因為，民事訴訟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最有效的一種手段，除了解決糾紛之外，還承擔著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證法律規定的私人之間的權利得以實現的重任。所以，作為國家司法權行使的結果，法院有權強制證人向法院及當事人提供證言。可是，這一強制性規定必然會對證人的自由權利構成一定的限制。盡管我們從確保社會公正的角度來審視這一規定，或者即便從一般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來看，都不會去懷疑立法的目的。然而，同樣在證人權利和社會、法律利益的相互比較之間，在法律強制之下的證人作證對他們自身造成的損害也是令人十分驚訝的。這就不得不使我們對良好意圖支配下制定的法律在適用于社會現實時，法律的妥當性是否還能保全產生深刻的懷疑。更直接地說，我國訴訟實踐中，證人拒絕到庭，或者拒絕作證的情況，無疑是證人對現行作證制度的不滿的反映。再換一個角度說，證人不愿意作證，或者拒絕作證，其實與作證可能給證人及其他人的利益造成的損害有關。就我國民事司法實踐看，證人受損害的典型可以大體概括劃分為兩類：一類是人身權尤其是名譽權方面的損害，例如，被迫暴露個人、家屬及其他親人的隱私，從而使自己及家人蒙上恥辱，甚至有的證人受到威脅，精神上陷入長期不安狀態等；二是物理方面的損害，例如由于職務上關系被迫泄露某些秘密。典型的就是企業單位作為證人作證時，有可能會將企業的技術秘密公諸于眾而影響營業，甚至危及企業的生存。對于此類問題，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據制度并未加以適當的反映。我國民事訴訟法僅在第120條規定兩類不公開審理的案件， 一是涉及國家機密、個人隱私或者法律另外規定的案件，不能公開，二是涉及離婚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經當事人申請可以不公開。
然而，不公開審理能否徹底解消現實中對當事人、證人的利益造成損害的危險呢？就具體案件來說，有些案件或許僅僅采取不公開的方式可以避免證人、當事人的利益受到損害，有些案件則未盡然。那么，對于在實施不公開審理時仍不能避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當事人、證人利益的案件，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采取妥當的、能夠保證案件的公正解決、又能保護有關利益的方案。
世界上多數法治國家，在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證人的“證言拒絕權”，以期確保發現真實與保障證人及其證言所涉國家、社會、個人權利、利益兩者間的平衡。例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3、384、385條， 法國民事訴訟法第206條，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80條，奧地利民事訴訟法第321條，瑞士聯邦民事訴訟法第42條、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501條的秘密特權等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使證人在不違反社會利益前提下行使權利，增加證人作證的安全感和作證的積極性。這些規定，是以犧牲發現真實為代價，換取法律所保護的更重要的國家、社會、以及個人價值、利益的實現。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1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拒絕陳述的， 不影響人民法院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如果對該款進行解釋，可以得出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拒絕陳述權的結論。可是，這樣的權利與證人拒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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